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，展现民族团结与融合，2026年福建博物院携150余件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精品文物，策划举办“遇见西夏”特展，与八闽观众展开一场穿越时空的文明对话。这场展览不仅是闽宁协作三十周年之际东西部深度交流的见证，更以大量珍贵文物实证了“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”和民族团结的文化根基。

西夏（1038年—1227年）以党项人为主体，同时融汇汉、吐蕃、回鹘、契丹等多族群，其自称黄帝后裔，通过汲取儒家文化、依托汉字创制西夏文，确立自身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部分，其政权前期与北宋、辽对峙，中后期与南宋、金鼎足而立，积极借鉴中原文明，又保有鲜明的民族特色，展现出“多元一体”的文化内核。特展以“河西有夏”“博采八方”“百业交融”“陵阙恢宏”四个篇章展开，从政权建制到文化信仰，从经济形态到丧葬制度，逐层铺陈出西夏与中华文明之间的深度关联。

正是在这一历史脉络之中，特展以具体文物为媒，将“多元一体”的宏大叙事落在可触可感的细节之上。

西夏文字是“中华文明多元一体”的生动诠释——它由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授命仿借汉字的造字方法创制而成，共约六千字。作为少数民族古文字中最神似汉文的一种，西夏文与汉文的并行使用可洞见中华大地上多民族的交融与发展。

西夏各项制度尊唐仿宋，最具代表性之一的《天盛改旧新定律令》作为首部以少数民族文字刊行的法典，深受《唐律疏议》《宋刑统》影响，既坚守了中华法系内核，又结合民族特色因地制宜，体现了西夏在“一”与“多”之间的智慧。

而“彩绘泥塑佛头像”与唐代石窟造像一脉相承，直观展现了中原佛教艺术对西夏的深刻影响。佛像眼下两道黑色“泪痕”或为千年佛塔浴火中琉璃釉料熔融凝固的意外痕迹，却赋予了这尊佛像穿越时空的独特神韵。

“黑釉剔刻花四系扁壶”的造型源于游牧民族盛水的皮囊壶，是党项人从北宋磁州、耀州窑学习制瓷后，融合自身生活经验创新而成，也见证了西夏手工业从模仿到创新的发展轨迹，其精工造物的金属器皿和富有民族特色的毛织商品，通过丝绸之路运销各地，体现了多民族经济文化的互补共生。

西夏陵在选址方位、空间布局、陵寝制度、陵墓建筑等方面，全面承袭唐宋帝陵陵寝制度和建筑样式的同时，还吸收吐蕃、回鹘等多民族的文化，形成了独特的信仰与丧葬习俗。这种“以唐宋为主体、兼容各民族特色”的陵寝建筑风格，正是中华文化包容性的生动体现。

如果说这些展陈构成的是一幅具体的历史图景，那么它所指向的，则是一个更为宏大的主题：中华文明何以能够在漫长历史中延续不绝，并不断吸纳新的文化因素。答案，恰恰蕴含在这些具体而微的历史事实之中。

西夏，既与宋、辽、金并立，又不断在制度、文化与认同上向中华文明靠拢。这种状态，中华泱泱五千年历史中的常态。从“洛阳家家学胡乐”到“万里羌人尽汉歌”，从边疆政权到中原王朝，不同民族之间的互动，始终是历史的主线之一。

进一步看，中华民族作为共同体的形成，也正是在这种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步完成的。先秦时期，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“天下”观念开始形成；历经秦汉至隋唐宋元，各民族在政治统一与文化交流中不断融合，逐渐奠定疆域、文化与心理认同的基础。这一阶段，可以视为“自在的共同体”的形成。

这种历史经验，也构成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深厚基础。在自身历史与现实条件中，我国不断探索民族关系的处理方式，逐步形成血脉相融、文化相通、经济相依、情感相亲的多元一体格局。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基础上，进一步将民族平等与团结确立为基本原则，使“共同体”不再只是历史事实，更成为制度安排与现实实践。

放回到这场展览，“遇见西夏”的意义，正在于以具体历史材料，将这种宏大叙事落到实处。观众所看到的，不只是一个消逝的王朝，而是一段可以被触摸的共同历史；不只是不同民族的差异，更是差异如何在互动中生成整体。

当观众在展厅中驻足凝视那些沉默的文物时，历史并未远去，而是在当下获得新的意义。西夏不再是“他者”，而是“我们”的一部分；多民族的历史，也不再是并列的叙述，而是在交汇中构成整体。

从贺兰山到闽江之畔，这场跨越千年的相遇所揭示的，正是这样一个事实：中华民族是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，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，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，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，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，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。

而这，正是中华文明能够历经千年而不息的深层原因所在。

（作者系中国博物馆协会会员、福建省美术家协会会员、文博副研究员、福建博物院展览部副主任）